所谓复员老兵，或称、复员军人，是指从正规部队服现役期满而被安排到地方工作的那些人。当年对复员军人的安置政策是哪来哪去。1969年的复员退伍兵正赶上组建内蒙古兵团，而当时兵团正缺乏骨干力量，因此他们这批在部队受过锻炼、多数又是党员的人就被分派到兵团。复员老兵构成了内蒙古兵团一个特别的群体。说他们特别，是说他们既有别于现役军人，又有别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
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亲历记》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由来及机构设置》两文和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线年《法律出版社》）一书的介绍，内蒙古兵团组建时，基本上由现役军人、复员老兵和知识青年几个群体组成（在原劳改农牧场基础上建起的兵团，还有部分原场干部、职工和就业人员）。当时知青作为兵团的主体，约占总人数的75%以上(1969年知青为58000人，1971年为76000人，1972年达到94838人)。现役军人有6139
名(一说5600名)，他们是兵团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介乎知青和现役军人之间的复员老兵，1969年有5000多人，他们都充实在连队一线上。
兵团仿照部队的建制，兵团为军级建制，下设师、团、连。当时内蒙古兵团有6个师、45个团级单位(一说39个)、544个连级单位(一说246个)，据说还有40个独立的营级单位。连队是基层单位，连队及其以上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基层连队的班排长(尤其是男生排)基本上由复员老兵担任。复员老兵刚到兵团时比知青大不了几岁，但他们比知青老道成熟得多，生产、生活、训练都很在行。虽然他们69年3月到的兵团，比知青没早到多久，但在知青眼里他们俨然是当地土著，他们像主人一样张开双臂迎接着一批批知青的到来。作为知青学生，从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青岛、温州等大中城市初到兵团，他们一脸懞懂，满目茫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老兵作为知青们的直接领导，又吃住在一起，自然成为知青步入人生的领路人和启蒙者。虽然刚开始，由于身份不同、阅历不同、认知不同，知青与老兵互相瞧不起：知青嫌老兵没文化，土气，简单粗暴不注意方式方法；老兵则嫌知青娇气，吃不了苦，眼高手低，什么也不懂，还不服管理。虽互有看法，但并不影响他们相处与交往。
在9连，倒是有过知青与老兵发生冲突的事，双方都抄起铁锹等家伙，差点引发一场械斗。事情的起因是：傍晚，一名老兵因偷看女知青上厕所被一位男知青撞见，随手扇了一计耳光。被打老兵不服，便去找其他老兵来帮忙。事态的发展是：老兵和知青各自纠集了更多人来参战。毕竟在连队里知青居多，几个老兵招架不住，被知青追赶到离营房几百米的边渠一带。事态逐步扩大：双方又都从其他连队去搬援兵，这些声援者纷纷赶往9连。僵持中，9连的老兵被知青拦截住无法回连队，加上势力悬殊，只好被前来声援的老兵接走，到2连、10连等处暂避一时。后来经过团里调解，老兵们才得以从别的连回到了9连。事情最后以连长刘京山调离、王存表到9连当连长而宣告收场。
从起因看，9连事件仅仅是一个偶发的个案，是在少数人之间发生的小插曲(因突发在晚上，多数人尚不知此事)。其他连队的知青与老兵，则都能做到相安无事。就是9连的少数知青与老兵，也是不打不相识。那次事件之后，一方面，团里和连里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采取了相应对策(把部分老兵调到后勤排)。更主要的是知青与老兵这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很快从冲动中清醒过来，在共同的利益体面前，冷静下来的双方达成共识，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和其他连的知青一样，面对朝夕相处的复员老兵，他们迫于形势，学着变通，不得不开始政治上向这些党团员靠近，生活上向他们讨教，生产上向他们学习种地技巧。
复员老兵也向知青伸出了橄榄枝，开始接纳并拥抱他们，在军事训练，野营拉练，出操练军姿，叠被整理内务乃至干农活方面，他们都无私地丝毫没有保留地正面引导知青，一招一式手把手地教知青，不厌其烦地耐心开导知青。在后来的日子里，知青从老兵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得到不少锻炼，没少受益；复员老兵也逐渐对知青另眼相看，认为孺子可教，不再嫌弃。通过交往、磨合、历练，复员老兵与知青逐渐构成了亦兄亦长，亦师亦友的关系。越到后来，相对于现役军人，知青之对复员老兵似乎更为依赖，更加亲近，更为融洽。老兵与知青这对搭档兄弟在一起共同经营着兵团的艰苦岁月并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
自1976年我们离开建丰后，就再也没见过白玉山，想不到再次见到他，竟是40多年后的事了。
2019年是人们到内蒙古兵团的50周年，为此，15团各连都在举行战友联谊会。我们9连也准备搞战友聚会，于是便有了联络联络复员老兵的想法。5月29日，我们一行4人开车专程去河北看望复员老兵周希华、李长贵、王贵金和白玉山。我们第一站先到迁安市，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白玉山。
白玉山当9连2排的排长时，我们在他手下当战士、班长和副排长，所以我们的关系要比一般人近些。当时我们二十出头，他也就二十八九，都属于青壮年。在连队第一次与他打照面，感觉他身材不像其他老兵那样魁梧，方长脸，脸发白，像是有病的样子。个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说话不紧不慢，有点齿音；走路不慌不忙，比较稳重。2排是9连比较难管的一个排，“刺头”和调皮捣蛋的比较多，惹排长生气的人或事自然不少，但白玉山在2排当排长时，却很少动粗发火，是他能克制容忍。总之他在知青眼里称不上严厉。在管理上，他有他的一套，用的有点像老庄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去过多地干预，是不妄为。因为它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发挥个体创造力，所以它又什么都可以做，以此达到自我的实现。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不少都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取得的。当然白玉山并未读过《道德经》，也不熟悉“老庄之道”，他的“无为而治”并不见得是有意而为的施政之道，而是他面对2排的现状自然而然采用的一种管理法。这也就是说一切规律和方法都是客观存在，运用中只存在自在与自为的区别。在人的管理尤其是对缺少阅历年轻人的管理上，如果以硬碰硬，欲以强势令其就范，往往收效甚微。而以柔克刚，反倒会事半功倍。这就是白玉山的高明之处。
与老白无为而治相匹配的就是他的放手管理法。老白不像其他老兵排长那样，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抓大放小。排里的工作他放手让知青排副去做，这样的结果是一箭双雕：一是他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好别的事情，二是可以充分的发挥副手的作用，让知青得到锻炼。在他看来，由知青来管知青似乎关系更顺，效果更好。事实也正是如此。9连2排先是在周希华后是在白玉山的治理下，虽然没有被评为标杆和样板，但还算平稳，没出现什么大问题和大禆漏，这对于基础本来不太好，闹将、调皮者比较多的一个排，能达到这样，实属不易。这与二位老兵排长的付出不无关系。
人们对白玉山的好感还得益于他为人正派，敢于直谏的作风。当时在9连，1排和2排是男生排，3排和4排是女生排（只有后勤排是男女混合编）。一帮一、一对红运动时，1排与3排是对子排，2排与4排是对子排。各排战士之间倒无所谓，而排长之间却往往争风吃醋，互不服气。尤其是1排长自恃其能，把别的排都不放在眼里，各方面都要争强好胜。打压别的排是他的一贯做法。就连在知青中推荐上大学和发展党员的问题上，他也要占上风，不许其他排的知青大学生和党员数超过自己排。
有这样一个事例。4排的一位女排长和2排的一位班长要入党，班排群众都没意见，连里党支部也已讨论通过，只剩下团党委审批这个环节。一般来说，这个环节只是个形式，是不会翻盘的。可是那次就在这不会出问题的环节上却出了问题。从1排长提到连里当了副连长的W××，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瞄准时机跑到团里去告状，由于他的告状而使其中的一位被团党委刷了下来。这在审批党员的问题上也算是个爆了冷门。对W××的这样的做法，白玉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不仅当年在会上会下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指责W××不道德行为，即便今天提起此事，老白还愤懑难消！白玉山能为知青鸣不平，能全面客观地看待知青，也就赢得知青的信赖，受到知青的好评。
爱屋及乌，老白和知青的关系好，连战士对他儿子的态度也变得亲昵。老白当排长时，他家就住在2排8班的的后面，挨得很近。他大儿子白小蒙当时也就两三岁，刚学会说话、走路，挺好玩的，没事就往8班跑，知青也挺喜欢他，得空就把小蒙逮到班里招逗。一个休息日，战友们又拿小蒙寻开心，大家又是搂，又是抱，还非逼问小蒙:见过你爸你妈亲嘴没？为留小蒙多待会儿，便不停地给他沏糖水喝，接连喂了好几次。吃晚饭时，老白来找儿子，邓悦林等人来个恶作剧，把小蒙藏在被窝里并嘱咐小东西不许动、别出声，几个人横挡着老白，说“小蒙不在”。等老白走出8班好一会儿，邓悦林才掀开被子让小蒙出来。被子被掀开的那一幕，大家顿时都睁大了眼睛:我的个乖乖，小蒙在被窝里尿了一大泡，被褥湿了一大片，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那天，因事先与老白通过电话，所以他早早就在马路边上候着我们。老白有个外甥女叫李玉珍，住在离他家一站多地。李玉珍在咱们15团2连待过，和夏中来爱人刘玉珍挺要好，所以刘玉珍这次跟我们来河北，主要也是来看李玉珍。半路上刘就与李通话，不时报告我们行车的方位，李玉珍还把她家的地理位置发给我们，让直接把车开到她家。在高德导航的引导下，我们于中午11点半到了她家楼下，李玉珍立刻给姨夫打去电话，告诉我们到了，让他赶紧过来。老白兴冲冲从那边路口赶过来时，我们刚下车，正站在楼门口与李玉珍和她爱人说话。老白一过来先和夏中来握手，接着和纪颖博来了个大拥抱，然后就急切问：“舒顺呢？”（那是在兵团时大家对舒顺林的简称，以表亲切）。看来舒顺的变化太大，竟让老白站在跟前也没认出来。也难怪，自打分开后，有40多年没见了，原来的小伙子早已变成古稀老人，兵团时期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中午，李玉珍夫妇特备家宴，盛情招待了我们。饭后，我们拉上老排长直接从李玉珍家前往昌黎去见周希华。车刚开出没几步，只听老白说：“我还给老周买了点东西，要不咱们回家去取吧！”我们说“不必了”，“我们带的有“。老白一听这话，没再坚持，只好跟着走了。
当我们从昌黎吃过晚饭回到迁安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们本想赶夜路返回北京的，但老白却说“我也不能够让你们走呀，我们只好说：那就联系一家宾馆住下吧！老白又说“去什么宾馆呀？就到我家，我已经给你们都准备好了”。抝不过，我们只好乖乖跟着去他家。
老白家是在3层的一套两居室，是当年建筑公司分给他的福利房。由于老伴已过世多年，两个儿子都有自己的住房，所以平时就他一人居住。他家一进门就是大厅，两个卧室在南边。屋里摆设简单实用，而且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为招待我们特意新买的两盒摩尔烟就放在了圆桌上的明显位置。一进屋他就打开香烟递给夏中来和纪颖博抽。再看卧室两个双人床的床单都是新铺的，4个枕头和4床毛巾被也都摆放停当。早作准备的老排长还像当年那样关照着我们，甚至连我们回京的礼物——每人一大袋花生米都给准备好了，真是细心、周到，让人感动。
闲聊中白玉山不止一次地感叹，“想不到咱们这辈子还能相见”“就像做梦一样”。我们却在想，在兵团时也没和老排长在一盘炕上睡过，如今与他同躺一张床，这是一种续缘还是一种感情升华？一时让人说不清。
周希华在白玉山之先就是2排排长。他当排长时间不长，但给人的印象却很深。记得第一天到排里跟大家见面时，他穿了一身洗得黄白但挺干净的旧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腰间系了一条武装带，脚穿一双旧胶底鞋。说话干脆利索，略带唐山口音。他个子偏高，相貌端正，身材好，又比较注意军人风纪，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后来通过接触，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重感情，为人仗义，人缘好，尤其是愿与知青交朋友，能为知青着想，为知青办事。他和老白在班排管理上不一样，如果说白玉山侧重的是静，那么他侧重的则是动，他的动就是动感情。他打的是感情牌，以情取胜是他的长项。知青毕竟是学生，热血、好胜、单纯，所以与周希华思路一拍即合，周希华重情义，善待知青的做法，正迎合了知青的脾性，从而赢得了知青的好感。
老周军龄、党龄比其他老兵要长，所以他是连党支部的支委，最初连队党支部的成员除连首长外加上两个老兵一一周希华和张兆堂（也是一位复员军人，是9连的第一任司务长）。鉴于周的为人和地位，他在为老兵入党转正和后来发展知青入党的问题上，没少付出。
在为知青帮忙方面，他曾为一名知青招工的事找过连领导，甚至做通连领导的工作，让连首长当面写好字条，让知青本人拿上字条，骑上老周自家的自行车到团里去争取指标，促成了这位刘姓知青被招到包头的企业去工作。
那年连里的会计皇甫锦要调走，内蒙粮干校毕业的中专生刘光照找到周希华，想补位当会计，老周考虑刘光照是自己2排的兵，表现也不错，又是学会计的，专业对口，所以他决定帮这个忙。开支委会前，他事先就做好铺垫：他先与好说话的连长沟通，再与指导员打好招呼。在支部会正式讨论时他又作出倾向性发言，最终让刘光照遂了自己的心愿。他还通过做工作，推荐北京知青高中毕业生马玉兰担任了连队的小学老师。这类事情还有不少。知青有事愿意找他帮忙，他也能办则办，成全了知青不少好事。受益知青对他自然感激，他在知青中的为人和威信，也就无人可比。
我们则欣赏的是老周的厨艺。他在炊事班干过，擅长烹饪，炒菜做饭有一套。这一点让我们深受其惠。他曾借调到地方工作，在看守六分桥扬水站（离15团8连不远）时，我们就去那里吃过他做的素炒土豆丝，他炒的土豆丝沒放醋却脆而不面，有嚼头，土豆丝根根挺直，粗而不哏，也可能是新土豆的缘故，但同样是新土豆，别人做的就没他做的口感好，吃起来香。这还是与他的厨艺有关。记忆中，我们在连队吃的都是冻白菜、冻土豆，好像没怎么吃过鲜土豆，所以那天在老周那儿吃的虽是素土豆丝却也让人印象深刻。
后来他因骑马摔伤，不得不离开大田排，调到羊号去工作。有一次他在放羊途中捕捉到了一只野狗，他把狗杀了，亲手做好一大锅狗肉，等晚上收工回来，叫上了我们2排的几个知青到他那里去解馋。他还专门从团部副业连打来了麸子酒。记得那天因为人多，碗、筷都不够用。喝酒没酒杯，我们就碗、刷牙缸和缸子盖一齐上。有的干脆你喝一口酒刚放下碗，我端起碗接着来，就这样轮流着转圈喝。没那么多筷子不要紧，撅几根树枝就是了。七八个人一边吃肉，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既原始又豪迈，真有点梁山好汉的感觉。关键是在物资匮乏，缺肉少油，填不饱肚子的年代，吃肉喝酒是何等的受用和奢华，简直不输满汉全席！现在想起来，仍是那么美妙，那么值得回味。
还是他在羊号的一件事。当时羊号班在连队的南边二三里地处，是一处孤零零的土坯房。由于离连队较远又相对孤静，他们几个人就另起炉灶自己做饭，不必去食堂打饭。这不仅节省了时间还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他们灶台上有口大锅，有一天周希华做完饭后专门烧了一大锅热水，面对热气腾腾的一锅热水，羊号的一名男知青问周烧这么多热水 “干什么用？”周希华说：我想让你好好用热水洗个澡。望着那锅水，那位男生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要知道在兵团，知青不用说洗澡就是泡脚甚至洗脸都是没有热水的。冬天还好，各班都砌有供取暖的被称作“爬地虎的火炉（就是在屋里地面上用砖砌成，用草泥抹平，50公分见方见长的土炉子），人类能在火炉上用铁壶烧水来解决个人卫生问题。可在辙了火炉的日子里，人们是见不着热水的，洗脸洗手都是用深井里打上来的凉水。多数男知青也不大讲究，往往犯懒不去挑水，所以有时干脆连冷水脸都懒得洗。当时在男排就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三五干擦，二四六不洗，星期天休息。”洗澡对于连队知青来说，那简直是一种奢望。据说，在兵团待了8年乃至更长，没洗过热水澡的大有人在。所以老周为这位知青烧水，让他用热水洗洗澡，简直能够说是为他搬来了“清华池，能不让人感动流泪吗！
后来兵团转交地方，知青先后以病困退、招工、上学、调动纷纷逃离兵团，就在9连剩下不几个知青的时候，周希华又被调回9连当了几年的分场长(那时连队已改为分场)。
周希华从兵团回到老家分在昌黎轴承厂工作，那已是八几年的事了。他在轴承厂一直干到退休。1995年9连人在北京举行了知青返城后的第一次大聚会，那次他和其他复员老兵也前来参加。聚会后不久就听说老周得了红斑狼疮病，到处求医。再后来又听说他返回内蒙巴盟，给女儿周君一家做饭去了。那是他女婿在建丰农场的东北边的德令山一带，包租了300亩土地种植葵花什么的，因为承包的地多，忙不过来，他退休又没事干，便在秋收大忙时节去为女婿帮忙，做些喂猪、养羊、做饭等打下手的活。一直干到女婿他们从内蒙撤了才又回到昌黎轴承厂的家。
如今女儿女婿早已从内蒙转战到别处去做生意。连周君的闺女都已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家已是四世同堂了，周希华已当上太老爷，再也用不着为儿女后辈操心，只需在家享清福，把自己和老伴照顾好，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了。
那天见到周希华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们到了昌黎轴承厂才给他打的电话，不一会儿他儿子周保平骑着电动摩托，驮着他来到我们跟前。他下车后和我们见面握手，然后就领着我们往他家走。他家住的是拐进胡同里路边上的两间平房。那是轴承厂倒闭后分给他一块地，自己在这块地皮上盖起来的砖瓦房。因当时他们人口多，便在正房外又扩建了两间房，外加两个小耳房，共是大小6间。现在儿子女儿早都搬出去了，这几间平房平时也就老两口住。但是那天因我们的到来，本来在秦皇岛医院住院的老伴赶了回来，老周又通知了儿子和女儿两家的所有人口从各处赶来与我们见面。于是儿子儿媳及孙子，女儿女婿及外孙女还有被大人抱着的小孩等都聚了过来，顿时屋里挤满了大大小小近20口人。周希华一一做了介绍，就让我们在摆满时令水果的桌子旁入座。桌上用盆和盘子盛装的各式水果有西瓜，樱桃，蜜桃，草莓等，不一会儿女儿周君又端来一盘刚炒的熟瓜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说话，看他们一大家子人忙里忙外，好温馨、好高兴、好感动。
听说复员老兵王贵金离周希华家不远，就让周保平与他王叔联系。大约一小时左右，我们正在屋外空场上照相、说话，只见王贵金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他放下自行车就来与大家一一见面。当周希华介绍到纪颖博时，周说，他也是2排的，“他姓纪”，没等老周说出全名，王贵金就应声喊出了“纪颖博”的名字。倍受感动的纪颖博直说王贵金“哟，行啊你!”“还真行啊”！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一会儿扯起过去，一会儿说着现在，好不热闹。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周保平带着我们一帮人直奔饭店。周保平定了一个20人的大包间，除了我们和王贵金外，剩下的就是周希华的家人，他们祖孙四代共十几口。我们问坐在旁边的老周：你们一家经常像这样聚在一起吗？他说“是的”，“时不时一大家人就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听着他的回答，我们在想，周希华辛辛苦苦、跌跌撞撞干了一辈子，而且接长不短，身体还出点状况一一在兵团他就摔伤过，回到原籍后又得了皮肤病顽疾，医生误诊为红斑狼疮医治了十几年。2017年直肠病变又做了个大手术，至今还在康复中。前半生命运多舛，疾病相伴，多有不顺，可是当你看到眼前他们一家人丁兴旺，其乐融融，和睦相处的情景，又由衷地为老周高兴，总感到老周累有所值，劳有所报，好日子正当其时。
李长贵也是复员老兵，开始在15团2连当班长，后调到9连任后勤排长。后勤排长管连里的猪号、羊号、马号及勤杂。手上有点小权力和实惠。比如驴车和马车都需由排长派遣，这样一来，他说有车就给你派，你可以坐车去十几里地的团部去办事，他要说没车，你就只能徒步去团部或是更远的地方办事。这其中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女知青荆旭东就遇上了欢喜的事。
荆旭东是北京第十一中的学生，曾为学校的篮球队员，一次打球时胳膊受伤骨折，虽然责任在校方（手术费、医疗费都是学校出的），但也没有逃脱下乡到兵团的命运。后来知青开始办病困退，学校领导为她的骨伤出具了证明，于是1974年上半年她得以病退回京，成为较早回京的那拨人。她离开连队时，连里怕耽误工作不许女排的人去送她，只让后勤派个车去。当年的情况是，知青要探亲或病退回北京、天津，必须从连队坐驴(马)车先赶到团部，在团部坐每天两趟的汽车到五原县，再由五原县坐汽车到刘召火车站去倒火车(有时在五原赶不上到刘召的汽车，还得在转运站住一宿)。9连因在乌加河东北岸，又可以从连队到苏独伦桥坐汽车去乌拉特前旗倒火车。荊旭东出发那天，虽然班排没人去送，后勤却由李长贵排长和吴广金(北京知青)二人套着马车送的她，不是送她到团部，而是直接将她送到前旗火车站，这对于只身一人、带病回家的女孩子而言，当然是满满的感动！要知道，当年能坐上连里的马车就等于今天坐上宝马一样，关键是由后勤排长亲自驾车护送，确实让人受宠若惊。对于李长贵和吴广金当年的举动，荆旭东一直心存感激。
说来也巧，那年高考，吴广金的儿子和荊旭东的女儿虽不同校却被分在同一考场，家长在校外等候时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分外兴奋。两家大人考场外一起叙旧，相谈甚欢，让揪心的高考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打那以后，荆、吴两家就从始至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等到吴家儿子结婚时，荊家夫妇又前去贺喜，表达心意。一来二往，连荆旭东的爱人刘哥与广金都成了莫逆之交。对于李长贵，荆旭东一直苦于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后来得到了李排长的地址，她便立马与爱人专程前去拜访，当面答谢、看望这位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哥。荆旭东说得好：“善良是咱们的天性，知恩图报是咱们有善心的人都能做到的。”
李长贵的大儿子李源在卢龙县医院工作，那天，我们是先到医院找的李源，再由李源带我们去见的老李。老李家住在旧城区的一座楼房里的3层，这是儿子搬新楼后留给他们老两口的一套两居室。进门是大厅，大厅南北各有一间卧室。李源开门后白玉山走在前头，他和李长贵老哥俩互相打着招呼，接着白玉山就给老李介绍我们几个。当介绍到夏中来时，李对夏中来说“你变化也忒大啦!”言外之意对富态的老夏都不敢认了。这时老李的爱人也从卧室出来与大伙儿见面。他老伴我们在兵团时都见过，这次见她样子倒没怎么变，就是瘦了些。她有心脏病，所以一直由老李照顾陪伴着。入座后，纪颖博挨着老李，因他俩在兵团时曾在一起支过农，所以比一般人要近乎。纪颖博跟他说今年10月份咱们9连要搞个全连大聚会，并打开微信让他翻看接龙报名的名单，老李一边看着名单一边说着，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也知道，别看老李都75岁了，但对连里的人他基本都记得。老李除耳朵有些背，跟他交谈基本靠喊话外，其他都挺好，身体也算硬朗，日子过得也算舒心。
说复员老兵在内蒙兵团属特别群体，那是由文革特殊时期、组建兵团特殊举措和屯垦戍边特殊任务而促成的。他们的命运与知青在某一种意义上有相通之处，但似乎比知青更惨痛些。知青从兵团出来，可以说正走到人生的拐点，由拐点而重生重塑、提升发展。他们或到企业，或到事业，或机关，或上学，或出国，或当领导。就15团知青而言，后来考上大学，还有出国的就不少，官至处级，局级的则更多，有的还官至省级，乃至更高（如4连和副业连的北京知青仝广成和吴玉良，一个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一个曾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知青就业、发展选择面大，机会多，前景广阔。复员老兵则不同，他们没那么多的选择空间和余地。他们的辉煌鼎盛期可以说就是在兵团的那段时间，在兵团他们基本上是班排长，有的还被提为副连长、连长，而一出兵团，除了党员的金字招牌外，其他优势均丧失殆尽，只有农工身份的他们只能通过劳动部门到原籍县级的企业担任一般职工，运气好一点的则联系到县林场等事业单位去工作。有的老兵连企业也没进去，只好回到老家农村去种地。
对于原籍既无亲人，又无别的门路的复员老兵，兵团解体后就干脆留在了原场，在建丰一直干到退休。如3连的卢银元和7连的侯立志、田福柱、孟宪锁等。卢银元于1969年3月从部队复员到15团3连，当过五好战士和学毛著积极分子，1975年兵团改制后，成为农场职工，一直干到2009年8月退休，在建丰干了整整40年。虽然2014年农垦局撤销，农场划归县乡，建丰归和胜乡管辖，农场职工与当地农民无异，但由于他是农垦职工，所以退休后仍享受退休待遇，只是被收回了原来农场分给他的土地。卢从建丰领着退休金回到了河北三河（现在北京）颐养天年。7连侯志立也是一直在建丰干到退休，退休后才回到河南老家去养老的。而7连孟宪锁原本是打算从兵团回老家的，但回老家邢台一看，那里的情况还不如建丰，旋即又返回建丰，就在建丰扎了下来。老兵田福柱（先在1连后到7连），索性连老家都没回，就在建丰一直干到退休，现在仍住在7连。老田、老孟才是真正的扎根边疆派。老孟的儿子孟庆国曾在4分场（原4连）当主任，他本人退休后则在场部帮着儿子经营一家小超市，老孟及其儿孙们在建丰坚守着，试与建丰死磕到底。
复员老兵一般在兵团或回原籍，都能做到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只有极个别人变质变味，走入歧途。如9连的Y××，在连队先是当排长，后提为副连长，再后来被提为连长，本来干得不错，但由于自己放松了要求，尤其是在生活作风上腐化堕落，利用自己的那点职务和权力，居然把猎物瞄向了涉世未深的女知青，据说与好几名女生有染，赶上严打（1971年中发26号文件，就要求对破坏上山下乡、迫害女知青行为进行坚决打击），以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罪，判了10年徒刑，被押送到内蒙萨拉齐监狱服刑。后来听说倒是给他平了反，还提前得释放，又恢复了干部级别。再往后他就由兵团回到老家河北。但回家后仍不安分，跑到北京、内蒙等地四处游窜，以筹资做房地产生意为由，向知青借钱行骗，被人识破后，遭人联名起诉，告到法院。最后是家庭解体、连队老兵和知青都反感，没人搭理。如今是死是活也无人知晓。当然象YXX这类的只是个案。
老兵的归宿还与他们的婚姻、家庭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多数老兵的感情、爱情生活如一湖秋水，波澜不惊，比较单调，也不够浪漫。那是因为复员老兵到兵团时多数人已成家，女方基本是老家农村的，也没工作，随老兵到连队后也就在家做做饭哄哄孩子。没孩子、没负担的老兵媳妇有的则在连队后勤当个家属工干些喂猪、种菜什么的活计，两口子和知青一样作息，生活平平常常，日复一日。兵团解体后，这些老兵家属也随丈夫回归老家相夫教子，从一而终，过着恬淡的日子。
老兵中没对象的很少，这些单身老兵来到兵团，身边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所以有的便打消了回老家找对象的想法，萌发了就地取材，在兵团找个女知青的念头。他们也知道，就自身的年龄、学历、家庭等条件，要把女知青搞到手不那么容易，但他们还是决定试一试。这部分老兵的恋爱婚姻演绎出他们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人生。
9连老兵刘福爱与北京女知青严翠棉的结合就是老兵找知青的一个典型，也是在15团搅出动静的那一对。那年刘福爱因病住进团部医院，严翠棉本是连里派她去医院照顾一位住院的知青产妇的，可就在医院照顾产妇的同时，她与刘福爱相见相识，在交往过程中因同情而产生好感，因好感而产生爱慕，刘福爱在感动、心动的过程中也开始追求女方，加上连领导的撮合，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虽然年龄相差11岁，家庭也悬殊，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人的结合，他们很快就在兵团结婚成家。结婚后尽管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但他们一直相依相守，不离不弃，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作为北京知青的严翠棉通过假离婚先自己带着孩子办回北京，在北京落户立足后又回建丰与刘福爱复婚，复了婚再以夫妻名义把爱人刘福爱往北京调，多方求人，几经周折、几次往返，皇天不负苦心人，夫妻分居7年后一家人终得团聚。如今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各自成家，并有了第三代。2019年1月9日虽然严翠棉因癌症先于刘福爱而去世，但他们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一直在15团战友中被传为佳话。
要说老兵找知青，在15团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例，那就是刘凤义和秦维洁。刘凤义是1连（后调3连）的复员老兵，当时是一位排长。秦维洁是学校的知青老师。他俩是怎么认识的不清楚，只知道事情出来后刘凤义就对秦维洁紧追不舍。秦是北京丰盛中学高三毕业生，学识、相貌、性情都很出众，难怪刘凤义非她不娶。秦维洁开始犹豫过，后来以到包头学习为由躲避过，但刘凤义一直坚持不放弃，最终在刘凤义宁愿放弃提干也要抱得美人归的考验和感召下，秦维洁才接受了这门亲事。他俩也是在兵团结的婚，后来也是一方先回京，另一方留在原场，留在原场的刘凤义后来提了干，但为办回北京，又不得不通过曲线救国，先转战到河北秦皇岛，再由秦皇岛退干（为退干，人事部门还让本人写出申请，签字画押，保证绝不反悔），以工人身份与河北的一位职工对调，经过这样一个大拐弯大曲折，才得以回京，但正是这8年的两地分居以及艰难的调动，考验了他们的爱情。他俩结婚后一直妇唱夫随，相敬如宾，互相关爱，生活和美。如今又共同含饴弄孙，在一起安度晚年。
复员老兵找女知青，当年普遍认为是女知青犯傻，把自己这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现在回头来看，却不尽然。因为老兵找对象是直奔结婚成家过日子这个主题而去的，所以他们的恋爱虽然不够浪漫，也没那么漫长的过程，但他们是石杵捣石臼，实(石)打实(石)地要生活。他们一旦结合，就剪不断拆不散，那些磨难和曲折不但没压垮他们，反而为他们爱情增加了黏合剂，让他们的关系更牢靠更紧密。这样的婚姻一般也都能做到善始善终，白首相依。所以他们的结合不是鲜花与牛粪，当然也不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而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的主题婚姻。印证了一句话：生活不是偶像剧，平凡朴实的陪伴才是爱情。
复员老兵一般在大连队能有20多人，9连属新建连，所以复员老兵不多也就12人。要说这12人的命运，他们中张兆堂、谢荣、王成、隗世茂、梁朝凤已先后去世；刘福爱由女儿女婿照顾在北京抱病养老；Y××则遭人嫌弃后不知下落；还剩下周希华、白玉山、王贵金、李长贵、程荣这5人在老家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地安度晚年。
内蒙古兵团的复员转业老兵们作为历史的过客，同时作为知青的战友、兄长、恩人乃至亲人、爱人，在兵团时期活跃了一阵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些甚至还显露出了英雄举动。如7连老兵严继才，在一次河头地里收土豆时，马拉犁的两匹马受惊了，它们拼命奔跑，惊慌失措的人群中，马班班长严继才挺身而出，扑到两匹惊马之间，用体重坠断缰绳，使二马分道扬镳，得以止住，上演了一幕英雄赞歌。但是随时代的变迁，复员老兵也像广大知青一样纷纷脱离兵团，各奔东西，然后便沉淀在历史的浪潮之下被湮没，被遗忘……
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些内蒙古兵团的知识青年，接受的则是现役军人和复员老兵的再教育。
舒顺林，1969年5月到内蒙古兵团，先后在15团7连、9连和团部学校工作。1976年到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北京，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中国民政》杂志社。正高职称。现居北京。
夏中来，1952年出生。1969年9月由北京到内蒙古兵团2师15团2连，同年10月调到新成立的9连。兵团期间所有的农活都干过。1979年2月病退回京，安排在房管局工作。1985年搞承包制，任项目主管。2008年退休后在京郊租一小院过田园生活至今。
纪颖博，男，1951年出生，1969年8月到内蒙古兵团15团7连当兵团战士，后调至9连。1970年由兵团到内蒙丰镇去支农(15个月)，1976年回京，开始在北京无线电元件十厂当车工，后来在双井汽配、光大机电有限公司、北京车身厂汽配等单位任经理，2001年退休于北京红桥市场。